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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主编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主编 秦朔

【秦朔】:各位嘉宾早上好,首先我还是代表《第一财经日报》来祝贺城市观点的举行,我们这张报纸还没有发行,不过明年都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订阅,目前主要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一些地区发行,也是2004年11月15号创办的,这是关于《第一财经日报》。

这天这个论坛,会探讨到城市、城市发展动力和地产商,我想待会几位演讲嘉宾,刚好是这方面专家,比如钟伟先生,以至于我在过去生活了14年的地方广州非常著名的黎振伟先生。所以我想他们从各个的专家角度,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观点,这里我简单地就城市的发展,谈一点个人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说刚才莫春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是什么?我想我个人用一个非常一个简单的相比我想城市如果从西方许多城市流派的研究来说,城市最早是一个祭祀的地方。它在农业社会的晚期有很多的地方出现财富以后,他们把他们这个剩余的财富要找一些地方去建一些设施,很小的寺庙,去供奉。在某种意义说,真正把他们汇集在一起,的地方是通过一种精神的力量,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在一些很小的地方,他们要展开竞争,最后产生了一些更为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是慢慢发育出来了城市。我想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来看,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发展、汇聚的地方,而且是能够把我们的精神心灵,或者是让我们魂牵梦绕的这些一个地方。

刚才我们姜总提到的博览会,我隐隐约约地,其实读到的是这些建筑,或者是这些物质符号以外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让我的心灵,觉得跟我住在另外一些酒店,或者另外一些城市,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命题,往往我们想到城市动力的时候,都会想到发展商,会到青岛经营城市,会想到造城运动。我本人在广州的确也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但是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不要把增长就等同于发展。我想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来看,我们应该有一种很敬畏,甚至很惶恐的精神,城市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与我们开发商的项目所堆积起来的。

这一点我个人是深有体会的,我这里对更多的城市没有发言权,我只谈两个城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上海。上海是我大学读书的地方,也是我最近两年为了筹备这个报纸,又回去工作的地方,广州是我生活了14年的地方。我刚刚在广州工作的时间,91年到广州的时候,广州是非常强调,我们讲经济动力这一块的。从它的物价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我采访当时广州市的市长黎子流,他是一个从顺德上来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平民市长。他是他的几句格言,我都记的很清楚。他说一个城市不塞车怎么行呢?不塞车城市就不能发展。广州从1993年就说,广州可以建大剧院,但是他说广州现在一场2块钱的越剧票都不愿意去看,你搞这么地方一个,谁愿意来呢?关于这个大剧院争议了十年之后,目前才开始去建设。所以他沿用发展珠江三角住的思路,去发展这个城市,固然在打破旧的制度过程中,也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记的前几年海尔,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我去一次广州火车站后,再也不敢去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对广州妖魔化的倾向,的确有对它的公共秩序的管理,城市的服务,办事效率和城市的规划,以至于到城市的文化、体育、娱乐等等,跟这些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的降低是非常有关系的。最终它导致的结果是两个,第一个城市的品牌价值一直在下降。这里如果放了两杯水,另外一茶杯假如是一个品牌标志的东西,我想在座肯定会花钱去喝有标志的东西。事实上品牌价值,就是在实体意义上,但是由于在公共的认知的意义说,他觉得哪个价值高就愿意去付更多钱。我想住在这里的,比住在青岛另外的地方,实际上我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广州空气污染的指数合适并不高,因为广州的重化工业是非常少的。南方经常下雨,但是人们认为北方城市空气要清新,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印象呢?如果以大连为例,我个人认为是大连把它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品牌的联想放大化了,价值化了,普遍化了。而广州给人们遗留那种印象也被放大化了,当然许多原因多导致广州的房价不振。但是我觉得,近者悦、远者来,毕竟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标准。

外面的人,不要说远者来,跟杭州、上海完全不一样。里面人,一方面抱怨,大家不理解广州,都说我们广州是一颗珍珠。另外一方面怨声也越来越多。我的一个同学是在那里当检察院,是在广州非常好的地段,做了一个检察院一个内部的测试。

检察院有140人被抢夺,我们经常在广州说。你在界定一个城市的发展思路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那些公共的问题,那些公共的秩序,那些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那些历史文化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到整个城市的价值里面去。

上海是我在2003年的7、8月间回去筹备这个报纸,去年6月份以后我就长住在上海了,我刚到上海从2003年7、8月间,从2004年的4月份,我在上海置业买了一个房子,到今年的第一个季度,这是上海这一波房地产价值的上涨,就是亲眼目睹了最为迅速的这样一个阶段。我刚刚从广州到上海的时候,应该说我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我在上海跟广东有点关系的朋友,比如万科的丁总、珠江投资的项总,当时还有杨总,这些人我得挺熟的,搞个房子还容易吗?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一开始还不着急,最后就看着房子直线在上升,这个时候我着急了,我就打电话给他们。我说你们帮帮我,没想到他们都是这么说,你还想挑,你能买上房子就不错了。我自己就在这种背景下,着急了,就调动了在上海的同学,都在各个新闻单位,就去找房子。

我得出了一个上海房地产的“三无”现象,第一个是走到哪里无环境。广州那里都是环境、绿化,上海一点点的绿化都不做;第二个没有折扣,能给你一个号就不错了;第三个没有服务。特别是在2004年,你在上海许多的售楼处的时候,问小姐有没有房子?没了!能不能带我们到处去转转?自己看!我当时对这个困惑不解,我说“三无”的房子,还卖得这么火,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我说这里肯定有问题的,后来证明了这里面的确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当时问过王石,我说现在我们面临这个局面,这个“三无”现象你怎么看?王石说总有一天。他首先说这是不正常的现象,现在我们看到上海,特别是是住的这个地方,的确是泡沫缩水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几个人在一个小区,每个人买一栋就相互交换,但是把这个价格都炒的非常高。我买的是二手房,一期的价格,刚刚出来的二期,从各个方面都比我的好,但是出来的价格还没有我的那个高。把由投资客带动的部分,跟风的需求,也是达到一个点以后,倒过来就出现了现在今年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日子难过的现象,的确是非常难过。包括万科这样的公司,他们说今年一季度还能卖二、三百套,到了五六月份以后,一个月都卖不了几套。这么优质的发展商,还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我想是跟它前一阶段过于炒做是分不开。

今天我讲的不是要讲上海地产的问题,而是讲城市的问题。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朱先生跟我说,他正在拿一些新的项目,他在广州待了很久,我说你在上海开发的基本经验是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海的政府其实是比所有的地产商都大的地产开发商,是最大的开发商)。然后通过交流以后,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海政府在打造城市的公共的秩序管理,公共的意义上的形象,尤其是基于投资者导向。我们知道有很多旅游者,居民等等,有很多潜在的顾客,上海必须注重高端投资者的导向。所以为什么说老外非常喜欢这里,是有很多道理的。这里可能包括的西方的角度很多,比如说从基本的角度来说,都会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我女儿从广州到上海上学说非常想念广州,她说上海街上的坏人多。我自己在上海,中间也办了很多的手续,我自己觉得在上海,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熟人,我感觉自己成功的概率是七八成。我觉得在内地很多城市,甚至在广东,可能这个结论可能要倒过来,很大程度上有60、70%你第一个念头是要找人,不找人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要提高很多,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切身能体会到的地方。

我女儿从广州到上海上学说非常想念广州,她说上海街上的坏人多。我自己在上海,中间也办了很多的手续,我自己觉得在上海,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熟人,我感觉自己成功的概率是七八成。我觉得在内地很多城市,甚至在广东,可能这个结论可能要倒过来,很大程度上有60、70%你第一个念头是要找人,不找人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要提高很多,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切身能体会到的地方。

对老外来说,可能是F1,可能是大剧院演出,可能是网球大师赛等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就想到上海讨论大剧院的时候,光这是差不多的。的确出现了,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就不讲了。的确是三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时候,几乎是场场满座,98%的上座率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人来看,基本上我发现的老外、投资客特别多,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溢价比很大。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一个,他去经营城市,提升城市的一个想象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提升国际性投资者一种情调、氛围,最终使它的聚合力,它的吸引力被放大。这个过程中,他的房价在2000年后,如果和广州在同样的起跑线的时候,在后来的时候,长期积累城市的公共价值,我们也可以讲它边线,或者是被市场很深地接纳了一次。就像今年各种各样的符号价值都上升了这么多,全球对中国市场的想象力增强了,他在股市中表现的价值高。这是一个跟政治密不可分的东西。最终赚钱最多的也就是政府,然后再去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好等等,所以它的建立,从一个这样意义上的循环,我们开发商就去做吧,我政府对于这个意义上的认识非常不足,最终它形成一个低层次的。广州的中国第一村,又在中国规划路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是政府不到位的表现。

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不再继续展开,最后我想讲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想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来讲,这样的一个指标我相信是高于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开发商至上的一个指标。我在报纸上曾经写过一篇报道,我说珠江不是塞纳河,市长陪着朱溶基说这个像塞纳河,后来说我这是文化的西方殖民主义。别的我们自己的建筑三、五年之后,都是不成样的。我说城市的发展,通过我在广州、上海,我的确觉得不是说我们把开发商的指标放这个至于上,表面上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是长久之后,公共的秩序,整个城市的格调也是一种价值,或会提升你,或者会惩罚你。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开发商在开发的时候,希望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在考虑如何支持开发商的时候,不要不走以前低层次上的博弈,有的是放任。有人说就是要靠无法才能赚到钱一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搞,我想开发商和政府都是最大的输家。站在城市持续发展的角度,去构建城市的开发的话,长期看大家都是共同的赢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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